【活力中国】兔年春节将至,哪些年货最抢手?******
中新网1月20日电(中新财经 左雨晴) “广西的朋友能不能再摘快一点,不够吃!”“别催了,剪子都冒火星了!”春节前夕,从网友喊话砂糖橘,到“车厘子打败砂糖橘成最热年货”登上热搜,年货再度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
那么,今年人们置办的年货又有哪些新花样?
兔元素受追捧 转运珠销售火爆
辞“虎”迎“兔”,农历癸卯兔年即将到来。春节前夕,兔元素年货走俏市场。
京东数据显示,去年12月底以来,与“兔年”相关产品同比增长了30倍,其中服饰内衣销量占比超过6成。
早在去年12月底,各种兔元素的玩偶、春联、饰品就已经占领了各大商场,早早烘托出年味儿。除“氛围组”外,不少商家也加入了兔年营销大战。茅台、五粮液、泸州老窖、古井贡酒等多家白酒企业推出了兔年生肖酒,雅诗兰黛、欧莱雅等知名化妆品品牌也推出了兔年限定礼盒。
北京菜百首饰总店转运珠柜台前购买的人群。 左雨晴 摄兔元素也席卷了黄金市场。岁末添金是不少人过年图个“好彩头”的方式,今年兔元素的转运珠尤为热销。中新财经注意到,不少商场的金店,转运珠专柜前挤满了前来购买的消费者。
在北京菜百首饰总店,转运珠柜台前人头攒动,最外围的顾客踮脚探头也难以窥见柜台上的展品。现场不得不临时建起购物通道,引导消费者有序购买交款。“没想到买个配转运珠的编织绳也要排队。”一位带着孩子的母亲表示,她为孩子选购了一款兔子样式的转运珠。
礼盒再度热销 老字号门前排起长队
随着新冠疫情防控政策的优化调整,今年春节前后迎来春运返乡高峰。人们在返乡前为亲朋好友购买当地特产,老字号成为不少人送礼的首选。
返乡前一天早上8点,小岑(化名)来到北京稻香村零号店,在寒风中排了近2个小时后,她终于买到了稻香村兔年限定的九宫格礼盒。“明天就要回家了,想要带点特产给家里人尝尝。”她向中新财经表示,自己排队的时间还算是短的,听说有人从早上排到了下午。
排队买年货的顾客。左雨晴 摄中新财经在走访中发现,来稻香村零号店买礼盒的,大多是春节返乡的外地人,这也催生了“代买黄牛”。该店门口不得不贴出了限购标识,网上也有网友开始分享排队攻略。除零号店外,稻香村其余的多家店面也排起长队。一名消费者表示,即使是购买散装,也要排队近一个小时。
有网友对此调侃:“凌晨5点半就来排队,这送的哪是稻香村,送的是我满满的心意啊。”
此外,百年义利、张一元、吴裕泰等老字号产品同样迎来热销。
老字号在线上也受到欢迎。京东数据显示,近期,7成北方人首选老字号商品作为年礼,“老字号”关键词搜索上升120%。其中,00后、90后买走了半数的老字号商品礼盒。而北京稻香村京八件礼盒成为南方最爱的北方味,销量同比增长超65%。
保健品走俏 食补成年夜饭新趋势
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后的第一个春节,“健康”成为不少人置办年货的关键词。
一名药店销售人员告诉中新财经,近期店内保健品热销。“比较受欢迎的是维C、蛋白粉和氨糖软骨素钙片。”她表示,前来购买的顾客大多数是年轻人。“基本都是买回去送给老人的。”
而在年夜饭的置办上,“食补”也成为新宠。淘宝方面表示,健康营养成为今年年夜饭的新趋势,猪肚鸡、佛跳墙等“食补”菜肴热销,花胶鸡、帝王蟹搜索量环比均翻了2倍,滋补汤包也受到热捧。
资料图:顾客正在选购“年夜饭”预制菜。 张浪 摄“吃点好的”也让预制菜迎来销售高峰。据商务大数据对重点电商平台监测,“2022全国网上年货节”启动后的10天内,半成品菜肴受追捧,预制菜销售额同比增长45.9%。
叮咚买菜也透露,今年消费者预定年夜饭相比往年大幅提前,元旦结束后的首周就迎来了年夜饭预定的首个高峰。
兔年春节就要到了,你买了哪些年货?(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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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发放数万元育儿补贴:能否释放生育潜能,除了发钱还应做什么****** 又一地方政府用“真金白银”激发生育潜能。1月11日,据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官网消息,近日,深圳市卫健委就《深圳市育儿补贴管理办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 《管理办法》初步拟定深圳市育儿补贴标准:生育第一个子女的,办理出生入户后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3000元,另外每年发放1500元育儿补贴,直至该子女满3周岁,三年累计发放补贴7500元,平均每年可领取2500元;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办理出生入户后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5000元,另外每年发放2000元育儿补贴,直至该子女满3周岁,三年累计发放补贴11000元,平均每年可领取3667元;生育第三个子女的,办理出生入户后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10000元,另外每年发放3000元育儿补贴,直至该子女满3周岁,三年累计发放补贴19000元,平均每年可领取6333元。 深圳市卫健委指出,适时建立育儿补贴制度,按照递进式差异化发放育儿补贴,能够有效提振市民生育子女特别是生育二孩、三孩的意愿,进一步释放市民生育潜能,减缓人口老龄化进程,延长人口红利窗口期,让人口红利长期成为经济增长的强大助推器。 澎湃新闻梳理发现,自2021年以来,从省级到市县,目前已有多地探索育儿补贴制度,比较而言,市县的政策措施更细化。从措施内容来看,以现金补贴为主,部分地方还提出了住房等方面的倾斜政策。 多地探索育儿补贴制度,以现金补贴为主 2021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印发,明确指出,当前,进一步适应人口形势新变化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新要求,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具有重大意义。 同月,全国优化生育政策电视电话会议召开,强调切实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加快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促进相关经济社会政策与生育政策配套衔接,减轻群众生育、养育、教育负担。 这场会议召开次日,四川攀枝花即宣布率先发放育儿补贴金,对2021年6月12日及以后,按政策生育第二个及以上孩子的攀枝花户籍家庭,每月每孩发放500元育儿补贴金,直至孩子3岁。 后来,更多地方陆续开始探索育儿补贴制度。 省级层面上,《广东省公共服务“十四五”规划》提出,探索对生养子女给予普惠性经济补助;浙江规定县(市、区)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当地实际,对三周岁以下的婴幼儿家庭给予育儿津贴、托育费用补助;北京明确逐步建立完善家庭养育补贴制度。 此外,湖南、吉林、黑龙江、云南、福建等地均提出通过补贴制度鼓励生育,黑龙江还要求适当向边境地区、革命老区倾斜。 相较于省级层面的要求,一些地级市及区县则出台了更加细化的措施。除较早探索育儿补贴制度的攀枝花市外,陕西省汉中市对夫妻双方以及生育子女的户籍均在该市,符合政策生育第二个子女和第三个子女的家庭,由子女户籍所在地县区分别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2000元和1万元;湖北省安陆市对本市户籍人口2021年5月31日后按政策生育二孩、三孩的夫妻,每月补贴200元、400元,直至幼儿年满3周岁。 值得注意的是,在现金补贴之上,一些地方叠加探索住房等方面倾斜政策。如,北京市明确,未成年子女数量较多的家庭申请公共租赁住房的,可以纳入优先配租范围,并在户型选择等方面予以适当照顾;湖南长沙则对依法生育两个及以上子女的本地户籍家庭,增加1套购房指标,根据家庭未成年子女数量在户型选择等方面给予适当照顾;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规定,生育二孩、三孩的临泽户籍常住家庭,在县城区购买商品房时给予4万元的政府补助,在各中心集镇等集中居住区购买商品房时给予3万元的政府补助。 还有一些保障措施包括,江苏省明确企业在女职工产假期间支付的社会保险费用,生育二孩的给予50%的补贴,生育三孩的给予80%的补贴;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规定,在该县辖区内公办幼儿园就读的户籍常住家庭,二孩每生每学年给予1000元的资助,三孩每生每学年给予2000元的资助;安徽省规定,公民接受绝育手术后要求再生育的,其恢复生育手术的费用由受术者所在单位或者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给予补助。 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任远表示,育儿补贴,实际上是一种以经济支持为内容的生育支持政策,“支持生育的政策,包括三种主要类型,第一种是经济支持,第二种是劳务支持,比如托育托幼机构的建设,第三种是时间支持,比如育儿假、产假等。” 任远同时指出,育儿补贴在不同地区的效果可能不一样,“在经济发达地区,育儿补贴的作用其实是有限的,因为在这些城市中的生育成本、儿童养育、儿童教育的成本都非常高,以及母亲生育的机会成本也非常高,育儿补贴对于生育行为的激励作用不会很高。但是在一些农村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生活成本比较低,生育和养育的成本也相对较低,同样的育儿补贴,对于提高生育率的效果可能会更为明显。” 对此,任远建议,需要结合不同地区人们的具体生育需求,根据人们在生育过程中面临的工作-生活、养育、教育等具体困难,来提供相适应的生育支持政策。比如,一些发达城市中,家庭生育碰到的主要困难可能主要是来自工作和家庭的冲突,女性的职场压力会降低其生育意愿,此外,家庭的小型化使家庭内部育儿有一定困难,因此,对这些地区,可能最主要的生育支持政策要放在托育托幼政策的支持上,以及发挥企业对于工作和家庭平衡的支持作用也很重要。 生育意愿尚未得到满足 深圳市卫健委在此次《深圳市育儿补贴管理办法》的起草说明中指出,近年来,我国人口增速持续放缓,结婚率逐年下降,又加上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生育水平持续走低,人口形势面临重大挑战。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已经处于较低生育水平。2021年,我国出生人口仅为1062万,妇女总和生育率降至1.15,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生育水平,与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提出的稳定在1.8左右的生育水平相去甚远。 在各地陆续探索育儿补贴制度后,公众更关注“真银白银”补贴后的效果。 其实,少子老龄化的问题在日本、韩国也已存在多年,且两个国家都进行了一定育儿补贴政策。 澎湃新闻近日报道,2022年年末,韩国总统直属低生育及老龄社会委员会公布《人口结构变化应对方案》,将增加育儿假和津贴,并将修改法令使非婚生子女在制度方面不再受到歧视,还将促进移民、外国人和老年人的就业。日本政府则计划从74岁以下人群的医疗保险费用中抽取资金,从今年起将一次性生育补贴提高到5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25940元),较去年增加8万日元。 “日本、韩国生育率的下降,比中国要早,同时中日韩三国在文化上有相似的地方,所以日韩在低生育率背景下提供的生育支持政策,对我国的生育服务和支持政策制定有较大启发。”任远说,从已有的文献看,日本和韩国的生育津贴政策实际效果并不理想,特别是韩国,“这也反映出生育补贴政策,对于城市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和经济高度发展地区人们生育意愿的支持作用有限。” 任远指出,采取一系列的生育配套服务和支持政策,使一些希望生育但是生育意愿并未满足的人群得到服务和支持,还是可以提高生育水平的,“比如我国的生育意愿现在是1.6到1.9,但是实际生育水平只有1.3,意味着只要通过生育服务和支持,使人们的生育意愿得到更好的满足,我们的生育水平是能够提高的。”同时,任远提出,在更深层次来看,在现代社会的生育文化中,生育的价值本身在逐步减弱,物质主义和个人主义在发展,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在提高,人们的生育动机在减弱。如果人们本身并不想生育,通过各种生育支持政策来提高生育水平的效果是有限的。因此,对于国家生育政策来说,还需要在生育文化建设上做一些改变,“在计划生育时代,形成了‘只生一个’的生育文化,独生子女一代人认为,生一个孩子是家庭生活的基本形态。在低生育率背景下,这种生育文化需要改变。孩子的经济价值随着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逐步减弱,我们需要在文化上强调孩子的情感价值、强调孩子作为生命的价值,强调生育和抚育孩子的成长对自身人生成长的价值,通过这种观念上的重新塑造,使人们觉得生育是有意义的,才能提高人们的生育动机,再加上持续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的改善,才能从根本上使生育动机和生育意愿得到提高。” 中国网客户端 国家重点新闻网站,9语种权威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