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电竞人才缺口超百万 不到15%岗位处于人力饱和状态******

　　目前只有不到15%的岗位处于人力饱和状态

　　我国电竞人才缺口超百万

　　近日，由人社部下属的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指导的《腾讯助力新职业与就业发展报告(2022)》正式发布，报告公布了数字生态下的147个新职业，其中“电子竞技员”及“电子竞技运营师”被评估为稳定期数字生态职业，每个职业将为行业相关领域带来约50万-100万的就业岗位。

　　为推动电竞产业发展，各地政府相继推出了一系列电竞行业的扶持政策。如深圳市将电子竞技新增纳入了市体育产业专项资金重点鼓励发展的运动项目类别——在深圳举办国际性和全国性高水平电子竞技赛事，将得到500万元以上的资助。未来几年内深圳的电竞行业，尤其是赛事建设将进一步高速发展。

　　而据人社部的报告，目前电竞行业只有不到15%的岗位处于人力饱和的状态，而类似赛事制播等产业中上游专岗岗位缺口达150万人，未来五年内对细分领域人才的需求依然很高。

　　也正因此，电竞行业人才职业教育显得愈发紧迫。唯有加大对电竞职业教育的投入，通过培养更多优质电竞运营人才，有效促进电竞活动及内容质量的产出，才能真正推动电竞产业健康、持续、有效发展。

　　比如腾讯电竞日前宣布正式布局电竞人才职业教育，将通过发挥自身流量、技术、生态等优势，联合内部各赛事业务，以赛事策划与制播为方向，设置“电竞赛事策划理论课”与“电竞制播轮岗实践课”两大板块，邀请了拥有世界/洲际大型电竞赛事执行经验的资深从业者担任讲师，并提供腾讯电竞基地作为学员们的实操课程，真正做到“毕业即可上岗”。

　　除职业教育外，腾讯还积极推动电竞人才的职业认证。2022年8月，在广东省人社厅、深圳市人社局的指导下，腾讯于深圳试点开启“电子竞技员”的从业资格培训和技能认定相关工作，并为通过考核的从业人员颁发了首批国家人社部认可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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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中国电竞产业收入1445亿元

　　近日，中国音数协电竞工委发布了2022年中国电竞产业数据摘要。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电子竞技产业收入为1445.03亿元；中国电子竞技用户约为4.88亿人；中国电子竞技游戏产品中，射击类、多人在线战术竞技类和体育竞技类是产品数量最多的三种玩法类型，占比分别达到25.7%，17.1%和10.0%。

　　自2003年电竞被国家体育总局批准列为正式体育项目以来，电子竞技成为融合了技术和文化，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共同发展的新兴业态。据了解，在4.88亿电子竞技用户中，男性用户占比56.4%，女性用户占比43.6%。42.5%的用户具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26.4%的用户具有大学专科学历。

　　2022年，中国国内共举办了108项电子竞技赛事，相较2021年有所减少。上海是举办电子竞技赛事最多的城市，赛事数量占全国的22.39%。成都、杭州、深圳举办的电子竞技赛事数量占比也均超过了5%。

　　本组文/本报记者 王磊 统筹/刘江华

网络募捐不能违背公序良俗******

　　□ 金泽刚

　　近日，江秋莲与刘暖曦(曾用名：刘鑫)生命权纠纷案在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迎来终审宣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暖曦需赔偿江秋莲各项经济损失49.6万元及精神损害抚慰金20万元。从法律上讲，该案已画上了句号，但案结事未了。随后刘暖曦通过微博就赔偿款发起网络募捐，引发很多网友愤慨。目前刘暖曦账号已被禁言。这起事件也引发了公众对网络募捐所涉法律问题的关注。

　　根据我国慈善法相关规定，慈善募捐，包括面向社会公众的公开募捐和面向特定对象的定向募捐。由于慈善的公益特性，决定了自然人主体并不具备慈善募捐的资格，因此个人在微博就赔偿款进行募捐，呼吁网民进行打赏不属于慈善募捐的范畴。此类行为在性质上可定义为通过网络的个人求助行为。

　　对于他人发起的求助，社会大众或出于同情、怜悯等缘由而给予其物质帮助，这在性质上归属于民事赠与，对此，法律并未禁止。当然，民事法律行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等基本原则，求助人不得采取欺诈等方式向他人求助，以获得捐款，还应当遵照事先说明的用途使用募捐款项，否则构成民法上的“欺诈”，即诈捐，诈捐是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

　　与此同时，我国民法典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就此案来说，法院的判决已明确了其中的是非曲直，也尊重了人民群众朴素的公平正义观念。司法判决弘扬的是人间正气，呼唤的是社会良知，热心助人者应该得到补偿和认同，自私冷漠者必须得到批评和惩罚。这不只是司法判决的法理所在，也是社会公序良俗的必然要求。

　　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中指出，各级人民法院应当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理解立法目的和法律原则的重要指引，即司法判决就应彰显公平正义，鞭挞丑恶自私。由此案说开，如果其他案件的当事人也因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美德的行为，对他人造成伤害而被法院判处承担赔偿责任，但又就赔偿款进行网络募捐，那么这一行为其实就是在向社会公序良俗发起挑战，在向社会主流价值观发起挑战，对此，相关网络平台要严格依据《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关于切实加强网络暴力治理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承担起相应的法律义务和社会责任，对相关当事人的一些偏激言论，乃至后续的网络募捐行为作出必要的限制和监管。

　　同现实生活中的“讨要”不同，网络属于虚拟空间，在网络上的“求助”不仅求助对象广泛，明显带有社会公共属性，而且便于美化自身角色，从而容易博取同情，进而获利。因此，对网络平台上的求助行为，特别是网络打赏等经济活动的监管亟待加强。对于是否将个人募捐求助纳入慈善法的规制范畴，值得进一步探讨。如果立法条件尚不成熟，亦可考虑在目前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中增设关于“网筹型个人求助”的内容，因为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慈善制度在外延上应当包括个人求助制度，个人求助的核心在于个人求助权利得到保障和实现。

　　无论如何，从目前的法律规定来看，不是什么钱都能在网上“讨要”。网络求助同样应当遵循民事行为的基本准则，而且，网络求助应当留给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不能让网络平台为违法担责者博取同情、获取财物提供帮助。

　　(作者系同济大学法学教授，上海市嘉定区法学会副会长)